正史上,苏轼和苏澈的官途之路并没有眼下这么顺利。
嘉佑二年,苏轼和苏澈登科及第之后,并没有留在京城等候吏部的派官,而是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眉州,因为他们的母亲程氏去世了。
有宋一朝,凡是父母去世,官员一般都是要丁忧三年,苏轼和苏澈正是意气风发之时,却遭遇此事,不得不说也是天意难为啊!
等到嘉佑四年九月,苏轼和苏澈守孝之期满后,二人方才离开眉州老家,于次年二月抵达京城。三月,经过吏部筛选,苏轼被授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被授予河南府渑(mian)池县主簿。
但是苏家两兄弟没有前去赴任,当然不是因为嫌弃官职小,而是因为朝廷在明年要举行一届制举,欧阳修知道后,便同天章阁侍制杨畋,一同举荐了苏家两兄弟参加这场意义非凡的考试。
与贡举不同,制举大约起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是朝廷选拔特殊人才而设立的特殊考试。
唐朝门阀势力还是很大的,所以有唐一朝制举非常兴盛,但到了宋朝,由于科举制的不断规划,作为补充的机制,制举的规模就越来越小了。
同贡举相比,其一,制举的举办时间不固定,贡举在宋仁宗登基以后,基本上是两年一届,而制举需要皇帝下诏才可进行。
其二,对应试者有身份限制,制举面向全天下的士子,而贡举仅限官员报名,而且必须有至少两位大臣的推荐才行,就好比现在的保送在职研究生。
其三,录取的比例很低,宋朝的科举考试,动辄录取上千人,而反观制举呢?可是说完全是另一个极端。终两宋之世,只举行过22次制举,而录取的人数只有区区41人。
不过既然是为了选拔特殊人才,那么自然还是物以稀为贵的好。
宋朝的官员很多,所以参加制举的也很多,为了确保极高的淘汰率,制举的流程可以说是能够虐死人。
考生需要过三舍人负责评分。
一篇写的好不行,两篇三篇也不行,而是要五十篇写的全都好,文辞足够优美,逻辑够清晰,能够拿到“次优”及以上的分数,方可进入第二关。
第二关称为“阁试”,因为考试地点设在秘阁而得名,属于制举的初试环节,考试内容是写六篇试论,每篇五百字以上,要求一天之内完成。
主题考察经史的内容,重点考察考生的涉猎是否广泛,当时的士子普遍认为这一里面出,而且一天之内要写六篇,所以这不是考试,简直就是炼狱。
本届制举的科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顾名思义,就是想选拔有见识有胆魄的饱学之士。
苏轼和苏澈对这方面恰恰是极为擅长的,所以两兄弟顺利的通过了前两关,上百名官员参加考试,最终通过第二关的只有四人。
嘉佑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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