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反对利用共同仇恨成为凝聚力，将虔信派变成假想敌，他们会步上耶稣会的后尘。这个组织是罗马之劫后在巴黎大学创立的，目的是反宗教改革。

　　大主教“理解”的办法简单、易懂，但做正确的事和容易的事之间乔治安娜更愿意做正确的，一个建筑物的地基夯实是困难的，然而基础不牢靠，就会跟比萨斜塔一样，不论怎么修都无法纠正，并且这个“钟楼”从修成第一天就从来没有被当成钟楼使用过。

　　她们需要时间去探讨和考虑，也不急于一时，比利时人挺贪玩，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恢复集市日还有多增加一些圣日，她也认为约瑟夫二世将所有人赶集的日期集中在一起不恰当，这个要去布鲁塞尔谈，她和大主教在这里谈不出任何结果的。

　　马基雅维利忽略了再令人窒息的恐惧感中，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波拿巴有时就忘了这一点，相反腓特烈大帝却在“松绑”，他无法废除轮刑，至少可以让人死后在执行，减少非必要的折磨。

　　波拿巴其实完全可以将梅赫伦教区整个迁到布鲁塞尔的，就像以前将政治中心迁到布鲁塞尔，梅赫伦迅速从首都变成了一个卫星城，对教皇都敢绑架的法国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大事。

　　再说残忍、抗议，也不会改变任何结果。那些人的身份是捏造的，善良守法的市民不会同情入室抢劫的强盗，约瑟夫二世还把梅赫伦的城墙拆了，让这个安宁的城市变得不再安全。屋大维继承了凯撒的遗产后反复强调自己是凯撒的儿子，许多民众还记得凯撒这个保民官带来的恩惠，因此对奥古斯都的支持不遗余力。拿破仑作为被害者，大声质问那些大法官可以说是代表了人民，再加上他让奥地利平价兑换了公债，他不需要如勃艮第的玛丽那样通过妥协退让，换来市民承认。

　　关于法国农耕借贷的问题，比利时也有耳闻，教会图书馆里不只是有神学方面的书，八十年战争有12年休战期间，哈布斯堡大公阿尔布雷希特和伊莎贝拉打算回复荷兰起义期间造成的破坏，采取了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尽管尼德兰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却也好转了，他们提供了一种让穷人有力偿还的贷款，以整治高利贷这个社会顽疾。

　　有人帮忙背书会轻松很多，但乔治安娜只要一想起差点在法国乡下被绞死的亚瑟·杨就觉得头上有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着，毕竟19世纪的人已经和17世纪的人不一样了，那时还是中世纪。

　　在那堆杂书里还有一本讲如何进行天气预测的，尼德兰的牧羊人从太阳的颜色、月亮的朦胧、云彩的形状、迷雾等等来判断天气，另外就是观察蚂蚁和蜜蜂，它们的异常活动也是天气变化的预兆，朝圣者也是要看天气出门的。

　　那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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