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在实际获得努尔哈赤的动静之前,先见了一回徐泰时。
由于见徐泰时是徐泰时自己的要求,因此朱翊钧在见到徐泰时之前,就知道晚明的马政已然是败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条经验也是朱翊钧在穿越后自己总结出来的。
他发现晚明的官员在庶务上表态得极多,能为皇帝说明一个政策来龙去脉的人却极少。
一般当一个机构的官员能堂而皇之地对皇帝解释一个政策中的种种漏洞时,就说明这个政策的漏洞已然成了连皇帝都不可动摇的陋规铁律。
朱翊钧虽然归纳了这条经验,但他知道这条经验的最终实践其实多应验于崇祯朝。
当年崇祯皇帝刚登基的时候,曾经像国民党垮台之前一般向群臣发出了“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的号召。
当时的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针对皇帝的这一号召上了封《劝廉惩贪疏》,在疏内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细账。
他明言大明的每个官位都是明码标价的,这不是因为大明的官太爱钱了,而是因为做了大明的官之后,如果不爱钱,他就无法在大明官场生存下去。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韩一良还以自己两个月内推掉五百两官场交际费为例,形象生动地向崇祯皇帝阐明了大明官场的腐败已经到了如何触目惊心的地步。
崇祯皇帝看了这道奏疏,激动不已,以为韩一良是大明难得的忠正之官,立刻将他破格提拔为右佥都御史。
就在这时,吏部尚书王永光跳了出来,请求皇帝让韩一良指出行贿的具体人名来。
韩一良立刻变得含糊其辞,态度暧昧,表现出一副不愿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皇帝准许他密奏。
不想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皇帝不得不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当面对质,坚持要求韩一良说出那向他行贿“书帕五百余金”的腐败份子究竟是谁。
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皇帝一再发问,韩一良就扯旧事。
君臣对峙了几个回合之后,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崇祯皇帝大怒,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将他革职为民。
韩一良宁可教崇祯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也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就是因为明末官员的腐败已经成了连皇帝都难以遏制的普遍规律。
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不够花,所以官员们爱钱有理,他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
韩一良能诚实而正直地将官员明码标价的受贿事实有理有据地上呈给崇祯皇帝,就是因为他知道以当时的情形而言,崇祯皇帝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和手段去根除或惩治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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