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他一起吃晚饭,他建议不再约请别人,这样我俩就可以不受干扰地畅谈一下了。他在安皇后街有一所老宅子,布置很优雅,因为他是一个很富于艺术鉴赏力的人。我在餐厅的墙上看到一幅贝洛托①的画,还有两幅我很羡慕的佐范尼②的作品。当他的妻子,一个穿着金色衣服、高身量、样子讨人喜欢的妇女离开我们以后,我笑着对他说,他今天的生活同我们在医学院做学生的时代相比,变化真是太大了。那时,我们在威斯敏斯特桥大街一家寒酸的意大利餐馆吃一顿饭都认为是非常奢侈的事。现在阿莱克·卡尔米凯尔在六七家大医院都兼任要职,据我估计,一年可以有一万镑的收入。这次受封为爵士,只不过是他迟早要享受到的第一个荣誉而已。
①贝尔纳多·贝洛托(1720—1780),意大利威尼斯派画家。②约翰·佐范尼(1733—1810),出生于德国的英国画家。
“我混得不错,”他说,“但是奇怪的是,这一切都归功于我偶然交了一个好运。”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懂?你还记得阿伯拉罕吧?应该飞黄腾达的本该是他。做学生的时候,他处处把我打得惨败。奖金也好,助学金也好,都被他从我手里夺去;哪次我都甘拜下风。如果他这样继续下去,我现在的地位就是他的了。他对于外科手术简直是个天才。谁也无法同他竞争。当他被指派为圣·托玛斯附属医学院注册员的时候,我是绝对没有希望进入领导机构的。我只能开业当个医生,你也知道,一个普通开业行医的人有多大可能跳出这个槽槽去。但是阿伯拉罕却让位了,他的位子让我弄到手了。这样就给了我步步高升的机会了。”
“我想你说的话是真的。”
“这完全是运气。我想,阿伯拉罕这人心理一定变态了。这个可怜虫,一点儿救也没有了。他在亚历山大港卫生部门找了个小差事——检疫员什么的。有人告诉我,他同一个丑陋的希腊老婆子住在一起,生了半打长着瘰疬疙瘩的小崽子。所以我想,问题不在于一个人脑子聪明不聪明,真正重要的是要有个性。阿伯拉罕缺少的正是个性。”
个性?在我看来,一个人因为看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更有重大的意义,只经过半小时的考虑就甘愿抛弃一生的事业前途,这才需要很强的个性呢。贸然走出这一步,以后永不后悔,那需要的个性就更多了。但是我什么也没说。阿莱克·卡尔米凯尔继续沉思着说:
“当然了,如果我对阿伯拉罕的行径故作遗憾,我这人也就太虚伪了。不管怎么说,正因为他走了这么一步,才让我占了便宜。”他吸着一支长长的寇罗纳牌哈瓦那雪茄烟,舒适地喷着烟圈。“但是如果这件事同我个人没有牵连的话,我是会为他虚掷才华感到可惜的。一个人竟这样糟蹋自己实在太令人心痛了。”
我很怀疑,阿伯拉罕是否真的糟蹋了自己。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与此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年薪一万镑,娶一位美丽的妻子,就是成功吗?我想,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对自己有什么要求。但是我还是没有说什么;我有什么资格同一位爵士争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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