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完全黑了。市立一院急救室外的乳白色长椅上,坐着姚玉慧和新郎。长长的走廊,除了他们,再无别人。尽端一盏壁灯亮着,幽蓝的光腼腆地偎向长椅。急救室门旁,竖着人体形的立牌,正圆的“头”上,写一“静”字。新郎低俯着身,十指插进理过不久的硬发中。他这样坐了很久了。姚玉慧身子紧靠椅背,头仰着,抵着墙壁。坐得很端正,目不转睛地望着一扇窗。月光在窗上均匀地涂了一层铂。从徐淑芳被推入急救室,她和他就坐在这张长椅上,彼此没说一句话。她没有想说话的情绪,她能理解他也是。
她和他都在等。一个等待的是自己的新娘,一个等待的是自己当年的一个女战士。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很难说谁比谁的心情更为焦急,更为复杂。
她暗想:他爱徐淑芳吗?今天这件事发生之后,他还会爱她吗?又想:这么晚了,自己还陪着他坐在这张长椅上,是不是值得?他需要一个人陪着他等待吗?总得有一个人坐在这里等待。这是他无法推卸的责任,可并非也是她的责任。是她迫令父亲的司机将徐淑芳送到了医院里,是她挂的号;是她找到母亲认识的医生,非常顺利地办理完了一切住院手续。她能做的,她都做了。实际上是替他做了。没有她,今天够他应付的。
她又根本不是为他做这一切的。他是谁?她连他姓什么还不知道呢!与他毫无关系。甚至他爱不爱徐淑芳,徐淑芳爱不爱他,他们是怎样认识,以什么为基础或者为条件决定结婚,徐淑芳与那个“黄大衣”从前又有过什么样的感情纠葛,也与她毫无关系。如果花圈挽联上写的不是“徐淑芳”三个字,而是另一个人名,她根本不会走入那个大杂院。虽然那个大杂院仅与她的家一墙之隔,她也很可能永远不会产生走入那里的念头,很可能与这个坐在她身旁的新郎老死不相往来。
她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徐淑芳;因为徐淑芳曾说她是个“好人”,她忘不了。
急救室的门无声地开了,新郎一下站起,却不是徐淑芳被推出来,而是一位中年女医生走了出来。女医生露在口罩上方和白帽子下方那双质询的眼睛,盯了他片刻,也盯了她片刻,转身走了。
女医生的目光中包含着对她的不良的猜测意味。新郎又缓缓坐下了。她却不愿再与他坐在同一张长椅上,她不愿被第二个人再用女医生那种目光看一眼。她想自己会发怒的。她走到窗前去,背对新郎站着,抬起手腕瞥了一眼手表——八点多了。“你走吧。”他说。她没回答。“你陪着我没有什么意义。”“我根本不是为了陪你,我想再看她一眼。”她的语气非常生硬,并未转身。“你……从前认识她?”“这个问题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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