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却摇着头说:“那就不是我儿子了。一大瓶酱油一元多呢,他想还,不向我要,也不可能有一元多钱呀!姑娘,告诉你家大人,大妈替你们全院儿都问问。”
母亲居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她的叫法,由“大娘”而自称起“大妈”来了。“大妈,那就给您添麻烦了。我走了。大妈再见!”“再见,姑娘,有空儿一定来玩啊!”“哎!大妈您快进屋去看着锅吧!”母亲随了几步,满面慈祥地目送着。我缓缓坐在煤桦棚子里的木柴堆上陷入了思考。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告诉母亲,那个孩子正是我。而且,她家的院子里种什么花儿才好呢?既然她家给了我家这种权力,这种权力似乎主要应归属于我。母亲她对此是不会太认真的。而这一权力对我却很重要。相当重要。
星期天。我家吃过早饭不久,她和她的姥爷,还有她的两个弟弟,带着锤子、锯子、钉子盒什么的来了。我从窗口一看见他们,赶快将门插上。迎出屋的母亲大声唤我出来给他们当帮手,我不答应。母亲敲门,我不开。“这孩子,聋啦!你在屋里搞什么名堂哪?!”母亲生气了。我终于出现,母亲瞠目而视。仿佛不认识我了。
我上下穿得很整齐:白小褂,蓝裤子,白胶鞋。我将平时舍不得穿,甚至连过节也舍不得穿的全套少先队队服换上了,并且系了红领巾。我是学校里的队鼓手,只有学校举行隆重活动或什么庆典仪式的时候,我才如此这般。我早晨当然洗过脸了,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根本没洗干净,又洗了一遍脸。用香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洗脸很少用香皂。手太脏时,也不过用肥皂。我还照着镜子梳了半天头发。我头发硬,平时不梳。蓬乱得太不像样子,就用手指拢拢。那一天怎么梳也梳不倒,用毛巾沾着水揉湿了,才总算勉勉强强梳平。
不但母亲对我瞠目而视,他们也一样。尤其她。“怎么,你……你今天有队日活动?你预先可没跟妈说一声。”母亲大出所料地嘟哝道。
“不过队日就不能穿这身衣服了?”我振振有词地回答。装出非常自然的样子。其实,在母亲和他们的瞠目而视之下,我的感觉,比那天反穿背心引起她和“河马大婶”大笑不止时强不了多少。她当然一眼认出了我。她的姥爷也是。母亲说:“没有队日活动,你穿上队服干什么?快脱了去,换身破衣服,帮着干活!”我执拗地说:“不,我今天就想穿队服嘛!”她的姥爷指着我,刚想说什么,被她及时扯了一把,以一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制止了。母亲更生气了:“这孩子,今天抽的什么风!”举手似要打我。她急忙说:“大妈,弟弟要穿,就让他穿吧!弄脏了我替他洗。”她一边说,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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