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我完全是被长久萦绕心间的乡思所驱使,回到了哈尔滨。七年没回去了。七年没见老母亲了。
弟弟、妹妹、弟媳和妹夫们都还未下班,家中只母亲一人。母亲正做晚饭。狭小的厨房没窗子,一盏度数很低的灯卑微地忽闪着——电压不稳。灶烟和锅汽形成厚重的昏暗。昏暗中,母亲双手抖抖地端着米盆,像烟汽中的一个虚影,木然地望着我。显然,母亲一时看不清我的脸。
我大声说:“妈,是我回来了!”心中竟很激动。
“是……绍生吗?”母亲从来只叫我小学时的名,这名是户籍警在我诞生的时候按照氏族辈字给我起的。母亲从来也没叫过我上中学后自己改的名——晓声。仿佛她不喜欢这个名,不认可她的儿子叫这个名。我不知这是为什么。也没诘问过。
“妈,是我!”一回到家中,自己说话的语调就很自然地归复了东北口音,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哦,哦……”母亲转过身去,想找个放盆的地方。
我走进屋,刚搁下提包,母亲便跟入了,双手仍端着米盆。厨房极乱,母亲大概是没处放盆。
我赶紧从母亲手中接过米盆。里屋并不比厨房大多少,也不比厨房光明多少。只有一张桌子可放东西,桌子上同样杂乱地堆放了许多杯、碗、小孩儿玩具。三对夫妻,三辈人,十一口,生活在仅二十余平方米的低矮而阴暗的空间,有条不紊和清洁就只能成为一种奢望了。我原地转了三百六十度,最后将米盆暂放在床上。
“你……怎么也不预先来封信,我们也好把家收拾干净点……”母亲歉疚地说,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我。
母亲是更瘦小、更憔悴、更苍老了,脸色很不好,蜡黄里泛着青灰。眼病分明没治愈过,眼边红红的。衣服也挺肮脏,衣襟上一片锅底灰。整个看去母亲像一截枯槁的树根,从泥土中抠出来不久。
我又叫了一声“妈”,心内倏然泛起难过,喉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说不出话。母亲一共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我算是有点出息的——成了作家,我是母亲精神世界中的一豆烛光,是母亲心灵的安慰。可我身在北京,又是对母亲尽孝最少的一个儿子。甚至可以说,自从我到北京后,就没有对母亲尽过一个儿子的孝道。只不过隔几个月往家中寄点钱。
“孩子,你瘦多了……别那么拼命写,妈不指望你出名,只愿你身体好,没病没灾的……”母亲说着,侧过身,撩起肮脏的衣襟拭她那发红的眼角。
“妈,我不过就是瘦一点,可没什么大病……”我用谎话欺骗母亲。我努力克制着,不使自己在母亲面前落下泪来。“真的?……”母亲转身再次注目端详着我。她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低声说,“你这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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